儒学与禅宗的思想史“恩怨”

儒学与禅宗的思想史“恩怨”

内容摘要：儒学与禅宗的思想史“恩怨”。儒学与禅宗的渊源，是一个不能“一言以蔽之”的复杂论题，其间充满着排斥与吸收的思想史“恩怨”。大体来说，先是禅宗在形成发展过程中，吸收了儒家基于现实关怀的人间伦理，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。后来则是儒家面对时代挑战，吸收了禅宗的心性理论，开拓出了“援禅入儒”的宋明新儒学。如果将唐代慧能禅的兴起作为禅宗正式形成的标志，那么在此之前，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汉代儒家，都积极肯定“现世”生活的正面价值，主张在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生命格局中“成己成物”，实现“内圣外王”的人道理想。而由慧能创立的禅宗，宣扬“心即是佛”、“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”，把大乘佛教不舍世间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，使得佛教日益世俗化、人间化。

关键词：儒学;禅宗;佛教;儒家;吸收;士大夫;伦理;如来;禅师;义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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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南宋，新儒学已经逐步占据思想界的主流地位，很多儒者对佛道智慧自觉不自觉地吸收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儒学的精神面貌。

儒学与禅宗的渊源，是一个不能“一言以蔽之”的复杂论题，其间充满着排斥与吸收的思想史“恩怨”。大体来说，先是禅宗在形成发展过程中，吸收了儒家基于现实关怀的人间伦理，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。后来则是儒家面对时代挑战，吸收了禅宗的心性理论，开拓出了“援禅入儒”的宋明新儒学。

如果将唐代慧能禅的兴起作为禅宗正式形成的标志，那么在此之前，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汉代儒家，都积极肯定“现世”生活的正面价值，主张在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生命格局中“成己成物”，实现“内圣外王”的人道理想。但总的来说，此两阶段儒学关注的重心皆在社会的政治伦理方面，而非个人的心性修养方面。

众所周知，源于印度的佛教本是一种“出世型”宗教，其思想性格与儒学强烈的“入世”倾向是格格不入的。

在佛教传入前，儒学作为一种本土思想在中国已十分发达且根深蒂固，这使得佛教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性格调适，否则很难在中国扎根立足。印度的大乘佛教本有中观、瑜伽行和如来藏三大学派，后来只有如来藏一系在中国生根发芽并被发扬光大，正因为如来藏思想强调众生皆有佛性，皆能成佛的思想与儒家主流的“性善论”、“人皆可为尧舜”等说法较为接近。而由慧能创立的禅宗，宣扬“心即是佛”、“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”，把大乘佛教不舍世间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，使得佛教日益世俗化、人间化。这时佛教“诸恶莫作，诸善奉行”的伦理已基本上儒家化了。

佛教的这种中国化，拉近了它与中国人的心理距离，禅宗也因此得到快速传播与发展。到唐末五代，几大佛教宗派已相继衰落，独有禅宗风靡朝野，发展至烂熟阶段，出现了“五家七宗”。然而禅宗极度繁盛的同时，一方面牵涉到不少经济社会问题，另一方面“心即是佛”的禅法也开始流弊丛生。这又为后来宋明理学的诞生埋下了伏笔。

宋代的“尚文”政治，尤其是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的国策，大大促进了士大夫的人格觉醒和经世精神的复苏。加之异族欺凌所激起的民族意识高涨，一批儒者举起韩愈的“辟佛”旗帜，掀起了新一轮的排佛浪潮。如身为“宋初三先生”之一的孙复就痛斥佛老的“出世”，激言“不能排佛老，乃儒者之辱”。文坛领袖欧阳修则称佛教为“魔教”，是中国之大患，遗害无穷，呼吁儒者要“修其本而胜之”。儒家的批判使得一些禅门大师极力弥缝儒、释二教之异，为佛教辩诬。如云门宗禅师契嵩作《辅教篇》，认为儒、佛二教皆出自“圣人之心”，皆教人为善。他以佛教的“五戒”、“十善”比附儒家的“五常”，强调僧人必须对父母尽孝，力陈佛教符合“王道”，在“正人心”、“兴善止恶”等方面可辅助儒教治理天下。再如临济宗的大慧宗杲禅师也声称“菩提心则忠义心，名异而体同”，并自谓“予虽学佛者，然爱君忧国之心，与忠义士大夫等”。诚如学者所言，《中庸》《大学》等著作之所以恰恰在宋代被“发掘”出来，并一跃成为承载“道德性命”奥义的儒家经典，主要不是新儒家“出入佛老，返之六经而后得之”的结果，而是契嵩等高僧大德儒者化、士大夫化的结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