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同云冈石窟昙曜法师塑像
云冈石窟第六窟三十三幅佛传故事
云冈石窟第五窟未修复前佛像
大同云冈石窟公园口石碑
大同云冈石窟
石窟寺最早出现于古印度,原是当地的一种佛教建筑形式。佛像最早于贵霜王朝的政治中心犍陀罗地区(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谷地)诞生。一个洞窟就是一个寺院,是众神居住的地方,是僧侣从事佛事活动的地方。佛教提倡遁世隐修,因此僧侣们选择崇山峻岭的幽僻之地开凿石窟,以便修行之用。佛教石窟造像之风的东渐,大约首先是新疆,然后经河西走廊至关陇,5世纪达到鼎盛。
山西大同云冈石窟
大同云冈石窟,位于我省大同市城西约16公里的武州(周)山南麓。石窟依山开凿,佛阁耸立,东西绵延约1公里。现存主要洞窟45个,附属洞窟209个,大小佛龛1100多个,石雕造像59000余尊,是我国规模宏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,与敦煌莫高窟、洛阳龙门石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。 石窟始凿于北魏兴安二年(453年),现存主要洞窟大部分是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(460—465年)到孝文帝太和十八年(494年)前后,即北魏迁都洛阳之前的四十余年内完成的,由于其规模宏大,工程一直延续到正光年间才完成。石窟依山而凿,气势恢宏,内容丰富。窟中菩萨、力士、飞天形象生动活泼,塔柱上的雕刻精致细腻,上承秦汉(前221—220年)现实主义艺术的精华,下开隋唐(581—907年)浪漫主义色彩之先河。《魏书·释老志》称赞其:“雕饰奇伟,冠于一世。”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也在亲眼目睹后,于《水经注》中感叹道:“凿石开山,因岩结构,真容巨壮,世法所希。山堂水殿,烟寺相望。林渊锦镜,缀目新眺。”可见其无愧于“公元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之冠”的美誉。
历史渊源
公元386年,中国北部的鲜卑族拓跋氏在盛乐(内蒙古和林格尔)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王朝。398年迁都平城(今大同市),建国称魏。北魏开国皇帝——道武帝非常崇尚佛教和道教,所以在其执政期间,二者得到很好的发展。这种祥和的文化氛围在泰常八年(423年),太武帝登基后出现了逆转。太武帝一生能征善战,为了统一北方,巩固其在中原的地位,不惜长期奉行全民为兵的政策。逮至太延四年(438年),这种状况愈演愈烈,甚至下诏明确规定:“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。”可见连僧侣也不能幸免。不仅如此,太武帝还听从当时宰相崔浩的劝谏,崇尚道教,排斥佛教。这一切都为其后,太北真君七年(446年)诏令毁佛焚经坑杀沙门的灭佛事件埋下了隐患。相传此事源于太武帝偶然一次带兵路过一个佛寺,无意中发现其内和尚不仅私藏武器,还饮酒作乐,诱骗妇女,于是一怒之下,平了佛寺,毁了佛像,推行了惨无人道的废佛政策,以致佛教在此期间发展得步履维艰。废佛后六年,太武帝驾崩,文成帝即位,下诏“复法”。佛教逐渐恢复了发展。 和平年间(460年—465年),佛教高僧昙曜向文成帝奏请,在京城(今大同)西郊的武州(周)山开凿石窟五所。《魏书·释老志》中记载:“和平初,师贤卒。昙曜代之,更名沙门统。初,昙曜于复法之明年,自中山被命赴京,值帝出,见于路,御马前衔曜衣,时人以为马识善人,帝后奉以师礼。昙曜白帝,於京城西武州塞,凿山石壁,开窟五所,镌建佛像各一。”至此,这一耗时近50年的浩大工程便拉开了帷幕。期间参与开凿工作的人数多达4万余。此时,河北等地数十万汉族文化传统匠师移居此处,不仅为孝文帝的“汉化改革”添砖加瓦,更为推进整个石窟开凿工程的进行,提供了持续动力。整个高潮期一直持续到太和十八年(494年)北魏王朝迁都洛阳为止。此后再无大规模造像。
精湛技艺
云冈石窟的造像气势宏伟,内容丰富多彩,生动地反映了佛教思想以及北魏的社会生活状态。按照开凿的时间可划分为早、中、晚三期,不同时期的石窟造像风格也各具特色。早期的“昙曜五窟”气势磅礴,具有浑厚、纯朴的西域风情。中期石窟则以精雕细琢、装饰华丽著称于世,显示出北魏时期富丽华美又兼具复杂多变的艺术风格。晚期窟室规模相对较小,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,比例适中,是“瘦骨清像”的源起之作。 云冈石窟的第一期工程——昙曜五窟,位于云冈石窟的中部,特指如今的第十六窟至第二十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