忏法与圆顿止观-心经原文网

忏法与圆顿止观

　　概述

　　“天台止观”向有四种三昧、二十五方便、十乘观法、十境、百法成乘等，智者大师将其概刮成“渐次止观”、“不定止观”和“圆顿止观”三种。圆顿止观不历次第，初后不二，一尘一香，法法互具，当处圆融。其修持之法，具如《摩诃止观》所述，此法门是智者大师在天台山华顶峰妙悟后之极谈，是大师实践门之真髓。

　　“忏法”是指依诸经咒之说而忏悔罪过之仪则，故又名忏仪。依照这些仪则修行，则称之为修忏。忏悔原是将自己生活中所犯的过失，于一特定日，在众僧前告白，表示忏改悔过。释其义，则含有人类精神整体之六根忏悔，与身、口、意之三业忏悔两类。

　　忏法之分类方法甚多，据道宣律师之《四分律羯磨疏》卷一[1]，有制教忏与化教忏二种；据智者大师《摩诃止观》卷二上[2]及《金光明文句》卷三[3]载，忏分为事忏与理忏两种；又分作法忏悔、取相忏悔和无生忏悔等三种。前二者属于事忏，后者属于理忏。

　　此外，于佛前举行忏悔之前，须先行礼赞，称为礼忏仪；在忏悔之后再行发愿回向，称为忏愿仪。

　　我国佛教中之忏法，起源于晋，盛行于南北朝，自南朝梁代以来，取自大乘经中的忏悔与礼赞内容，编成忏仪以种种形式流行，从而产生了许多礼赞文及忏悔文，俗称科仪。唐道宣律师编的《广弘明集》二十八卷《悔罪篇》[4]中所载，有梁简文帝《涅檠忏启》、《六根忏文》、《悔高慢文》，沈约之《忏悔文》，梁武帝之《慈悲道场忏》、《金刚般若忏文》、《摩诃般若忏文》等。

　　隋唐之间，佛教宗派渐起，由于各宗所主经典有别，则形成多种忏法。如天台宗智者大师撰有《法华三昧忏仪》、《方等三昧行法》、《金光明忏法》、《请观世音忏法》。净土宗有善导大师撰《净土法事赞》，法照大师撰《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》等。华严宗有宗密大师的《圆觉经道场修证仪》、《华严经海印道场九会诸佛仪》。三阶教有信行法师撰《礼佛忏悔文》。密宗有不空译《佛说三十五佛名礼忏文》。唐末悟达国师以宗密《圆觉经修证仪》述《慈悲水忏法》，至今仍盛行。

　　宋代可说是忏法的全盛时期，特别是天台宗的法师，承智者大师遗教，以礼忏为修习止观之行门，专务忏仪。天台宗巨匠知礼、慈云、志磐诸师既着忏仪，又行忏法，遂使忏法大行于世。

　　金代有《礼念弥陀道场忏法》，简称《弥陀忏法》行世。

　　明初，太祖朱元璋屡建法会于南京蒋山，超度元代末期死于战争之亡灵。此后，忏法即广为流行，僧侣常以应赴世俗之请而作忏法佛事，称“应赴僧”。“这些僧人以行瑜伽三密行法，又称为瑜伽教僧，略称教僧。洪武十五年（1382）制定佛寺为禅、讲、教三宗制度，并于南京能仁寺开设应供道场，令京城内外大小应赴寺院僧人集中学习，作成一定佛事科仪。洪武十六年（1383），由僧录司颁行。”[5]此时的忏法转向应赴，与天台宗诸大师为求修证之作忏本意，开始有了距离。其后为求灭罪、消灾和济度亡灵为主要目的的应赴佛事，和台、净、密各宗以修持为目的的忏法同时发展。

　　到了明末，云栖大师重订《水陆道场仪轨》、《瑜伽集要施食坛仪》（即后代流行的《水陆》与《焰口》）。影响所及，又有智旭大师撰《占察善恶业报经行法》、《赞礼地藏菩萨忏愿仪》，受登法师撰《准提三昧行法》、《药师三昧行法》，禅修法师作《楞严忏法》，如惺法师作《龙华忏仪》等。

　　到清代又有《准提忏法》、《药师忏法》、《供诸天科仪》等出现。现代通行的忏法有《梁皇宝忏》、《水忏》、《大悲忏》、《法华忏》、《药师忏》、《净土忏》、《地藏忏》等。另有《金刚忏》、《八十八佛洪名宝忏》、《千佛忏》、《万佛忏》等，亦为一般常行的忏法。

　　一、修忏是天台宗的重要行门

　　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学风，由于受当时社会上文风的影响，南方的僧侣偏重于义学讲经；北方则以坐禅诵经为重，各执一隅，造成了“南论北禅”的局面。

　　由于南朝的轻禅重讲，就使得当时的僧侣莫不倾心于经典义学的钻研，甚致失去自己实践修持之反省求道心。故智者大师在《摩诃止观》[6]卷十上说：“夫听学人，诵得名相，齐文作解，心眼不开，全无理论。”[6]

　　北朝的佛教，则与此相反，侧重在坐禅与诵经，形成重禅轻讲的局面。北地的高僧，虽有精通经论而更以习禅为本务者，然大都以“无我之理”为修心之要，根基浅者就难免堕于无知，甚至陷入蒙昧之邪行，真实的教义研究反而无人间津。

　　智者大师鉴此时弊，遂将南朝的轻禅重讲与北朝的轻讲重禅之偏，予以均等，倡“解行并修”、“教观双运”之旨。大师之教观并重思想，于其巨着中历历可睹。《摩诃止观》则着重说明天台圆顿止观的修证方法，在书的《修大行》这章文字中，列举了“常坐”、“常行”、“半行半坐”及“非行非坐”等四种三昧的修法。至宋代，四明尊者更作《修忏要旨》，阐明以上四种三昧，及依止观修忏的要领、忏悔意义及修忏的功德，末尾以修忏悔系欲究竟圆顿止观作结，更显出修忏之殊胜作用。由于这个原因，故天台宗历代祖师，均对修忏十分重视。并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实用的礼忏仪规。

　　历代天台宗大德，皆继承智者大师的遗法，讲述之外，多以礼忏为天台宗修习止观之重要行法，故屡行不衰。

　　二、智者大师与忏法

　　智者（538—597）大师弘法三十余年，其着作据《佛祖统纪》o卷35载，有140卷之多，大部分是经其弟子章安大师笔录成书，大师亲自执笔者，仅有如下几种：

　　1、《法华三昧忏仪》一卷

　　2、《法界次第》三卷

　　3、《方等忏法》一卷

　　4、《觉意三昧》一卷

　　5、《净名玄义》六卷

　　6、《净名文疏》二十八卷

　　在这些大师亲撰的着作中，有《法华三昧忏仪》、《方等忏法》，是属于忏仪方面的，此外，据《国清百录》所载，大师关于修忏方面的着作，尚有《请观世音忏法》、《金光明忏法》等。为了说明大师重视忏法的原因，我们可先熟识一下这些忏仪的内容：

　　1．《法华三昧忏法》[8]，全名为《法华三昧行事运想补助仪礼（法华经）仪式》，是大师从慧思大师处得承法华三昧后精髓之作。是书撷取《法华经》、《观普贤经》等大乘经之精义，而揭示法华三昧之方便及正修之行仪。其内容旨在阐释人菩萨正位、具诸佛功德法门，包括礼忏、忏悔、行道、诵经、坐禅等，于三七日中的半行半坐行法。全书分为五科：第一，明三七日行法华忏法劝修；第二，明三七日行法前方便；第三，明正人道场，三七日修行，一心精进方法；第四，明初人道场正修行方法有十：一者严净道场，二者净身，三者三业供养，四者奉请三宝，五者赞叹三宝，六者礼佛，七者忏悔，八者行道旋绕，九者诵《法华经》，十者思惟一实境界。并说明修忏行者，于三七日中昼夜六时，初人道场一时之中，当具足修此十法，后六时一一时中，可略去请佛一法（想佛已请到），余九法悉行无异。

　　2．《方等忏法》[9]，又名《方等三昧行法》、《方等三昧仪》、《方等行法》等，与《法华三昧忏仪》所修之法华三昧，同属《摩诃止观》中四种三昧内的半行半坐三昧。本忏是大师依《大方等陀罗尼经》所制立的三昧行法，要修此方等秘法，第一须具六缘，即法缘、善知识、前方便、办衣、行法、供养等；第二识遮障，其中有四种调适，一者洗浴调适，二者饮食调适，三者行道调适，四者坐禅调适；第三禁法，一者七日要心及诵咒，二者请师受戒及发露，三者见善恶业相及法王子，不得向他人说；第四内律要决，一明五篇戒灭不灭相，二明十恶十善业灭不灭相。据目录尚有第五修行、第六受戒，但文不载，故其内容亦无法了解。

　　3．《金光明忏法》的仪则，可依《国清百录》[10]卷一，这是大师依《金光明经》所作的忏法，又名《金光明三昧忏》。行忏前先庄严道场，安置唱经座，设立幡华，释迦牟尼佛座之左为功德天座，右为四天王座，诸座各烧香散华。行者日日洗浴，身着新净衣，手执香炉，一心顶礼十方常住一切三宝；其次三请诸佛、菩萨、圣僧、诸天、诸神，一心虔述建忏之意，三唱宝华琉璃世尊、《金光明经》、功德天、三自归后，方共坐食，仪成。此系午前之法，其他则唯专唱《金光明经》，为时七日七夜。

　　4．《请观世音忏法》是以观世音菩萨为本尊而修的忏悔供养法，依《请观音经》所作。今据《国清百录》[11]卷一及《请观音经疏》[12]略述修法之次第如下：庄严道场，以香泥涂地，悬挂幡盖，置杨枝净水，烧香散华，向南安奉佛像，观世音菩萨像向东，行者向西五体投地，一心顶礼释迦佛、无量寿佛等，称三宝及观世音之名，次诵《消伏毒害咒》、《破业障陀罗尼》、《六字章句咒》等，披陈忏悔恶业众罪，礼毕如法旋绕行道，继之一人登高座唱诵《请观音经》，于三七日或七七日中修法皆如此。

　　昔慧思大师止光州大苏山时，智者大师前往问道。师示以普贤道场，为说四安乐行。智者大师闻之，即如教研心，经三七日，诵《法华经》至《药王菩萨本事晶》中之“是真精进，是名真法供养如来”时，身心豁然，寂人于定，有长风云游于太虚之微妙境界。慧思大师即赞叹道：“非汝勿证，非我莫识。所证者，法华三昧前方便也；所发持者，初旋陀罗尼也。”大师此时所证之定，即法华三昧，得持空观，是初旋陀罗尼。初旋陀罗尼，是指由得空理智力，能旋转凡夫之执着相，得人空定，即旋假人空之证空观。配合于修道位，证观行五晶，即五品弟子位。自此之后，大师即得无碍辩才，受到同道们的器重，这就是大师的“大苏妙悟”。

　　因大师亲得修持法华三昧之益，加上后来隐遁天台山的苦修，思想上又有了一个飞跃，即由大苏所证的禅定，进趋至法华圆顿一实之中道，也即是由禅定转向止观，从而奠定了他教观总持的天台教学基础。

　　《摩诃止观》一书是讲述圆顿止观实际修持法的宝典，智者大师依诸经论，在书中立“常坐”、“常行”、“半行半坐”及“非行非坐”等四种三味的实践法。又因大师于修持中特别重视读诵和忏悔，故大师常以组织整然的严净道场、净身、三业供养、奉请三宝、赞叹三宝、礼佛、忏悔、行道旋绕、诵经或咒、思惟一实境界等仪则，着作忏仪而弘扬实行之。

　　智者大师在《摩诃止观》一书内，谈四种三昧的修法时，就把他所着的忏法——即是各种三昧的行法，一一介绍。因此，我们可认为智者大师在我国佛教史上，对忏法的着述、修证和弘扬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。

　　三、法智大师与忏法

　　法智（960—1028）大师讳知礼，是宋代“卓识超群，妙证一心三观、圆满三谛，深入止观妙旨的大德”⑩。二十岁，随侍义通大师学天台教观，三年后就代座讲法，大师一生弘扬天台教观，不是讲道便是修持止观和从事着述与写经，是理论和实践兼具的高僧，故于天禧四年（1020）蒙真宗皇帝赐“法智大师”之号，被尊为“四明尊者”，为天台宗十七祖。

　　咸平三年（1000），大师曾与遵式、异闻大师等为祈雨修“金光明忏”，获应甚验。据史料载，大师一生曾修：

　　《法华忏》，三七日为一期，共计5遍；

　　《金光明忏》，十日为一期，共计20遍；

　　《弥陀忏法》，七日为一期，共计50遍；

　　《请观音忏》，七七日为一期，共计8遍；

　　《大悲忏》，三七日为一期，共计10遍；

　　又结十僧，长期修《法华忏》达3年；

　　请十僧修《大悲忏》3年；

　　又曾燃三指供佛，造佛像不计其数，每岁建念佛施戒会。

　　据《佛祖统记》卷八《知礼传》[14]载，宋天禧元年（1017），知礼与异闻等十人，结修《法华忏》，誓于三年满期，焚身供养《法华经》，大师虔敬修忏之心，由此可见。

　　大师对于修证三昧也十分注意忏仪，曾作《金光明最胜忏仪》、《千手千眼大悲心咒行法》及《修忏要旨》，今分述如下：

　　1．《金光明最胜忏仪》[15]，依《金光明经》所修之忏法，又作《金光明三昧忏》，略称《金光明忏》。《国清百录》卷一所载之本忏，传为智者大师所作，宋代有其同门遵式大师所撰的《金光明忏法辅助仪》，大师所集之忏加上“最胜”两字，是异于天台、遵式大师，而依据唐绎《金光明最胜王经》的缘故。

　　大师所集之忏，以顶礼十方三宝、香华供养、奉请、持咒、赞叹、供养及散洒、礼敬三宝、忏悔、劝请、随喜、回向、发愿、旋绕自归等科，明礼忏之仪规。着重说明忏悔时必须运想顺逆十心，以明白过失及对治。

　　2．《千手千眼大悲心咒行法》[16]，是依唐伽梵达磨三藏所译的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》所作的忏法，略称《大悲忏》。本书特点是先述作忏原因，再判四种三昧，后详立十科行法之仪。在忏中更依《法华经》之奥义，细述开显之圆意，以作弘扬台宗止观实践法的先导，修此忏者宜加注意。大师在书中详述十科的三昧行法为：一严净道场、二净三业，三结界，四修供养，五请三宝诸天，六赞叹申诚，七作礼，八发愿持咒，九忏悔，十修观行。

　　3．《修忏要旨》[17]一卷。本书是法智大师于天禧五年（1021），受真宗皇帝所请，而举行修法华三昧三昼夜，以祈祷国泰民安的忏法道场时，受内侍俞源清之请，为其了达修忏法之要旨所着。本书旨在依《摩诃止观》及《法华三昧仪》以阐明法华三昧之要领，但其所述修忏要旨，非仅限于法华忏法，更及于大乘经典，以其着重于忏摩用心要领，故修忏时所用之诵文则无记载。

　　本书内容分为三章，首叙大乘经典的四种行法，包括常坐、常行、半行半坐和非行非坐，及修法华三昧之功德。次依《止观》及《法华三昧仪》之文，详述忏悔之意义。末后以修忏悔系欲究竟圆顿止观作结。本书前有科文，文末附有《香华运想偈》。全书文虽简短，然止观实修之大要皆已涵盖。

　　四、慈云大师与忏法

　　慈云（964—1032）大师讳遵式，是宋初与法智大师齐名的高僧。台州宁海（今属宁波市）人，幼投临海东掖山义全大师出家，二十岁受具足戒于禅林寺，亲近守初律师习律。后至国清寺，恭就于普贤菩萨圣像之下，燃一指，发誓传持天台教观。雍熙元年（984），至四明宝云寺亲近义通大师，深获天台教观之旨，与同门知礼大师共为山家派之主要人物。至道二年（996）聚集僧俗二众，专修净土念佛行，撰《誓生西方记》。咸平四年（1001），撰《请观音消伏毒害三昧仪》、《大弥陀忏仪》、仙＼弥陀忏仪》、《炽盛光忏仪》各一卷。次年回东掖山，于寺西创建精舍，恭造无量寿佛像，亲自领众修念佛三昧。其后受请住持杭州灵山寺（即天竺寺），忏讲不绝，从学者恒逾千人。乾兴元年（1022），真宗赐慈云之尊号。天圣二年（1024），将天台教观论着，奏请人藏，九年正月讲《净名经》后，退隐于寺东岭草堂，专修净业。是天台实践门之高僧。大师有关忏仪之着作甚多，故世称“百部忏主”、“慈云忏主”，其主要忏仪有：

　　1．《金光明忏法补助义》[18]，本书是慈云大师据唐译的《金光明最胜王经》，对旧忏加以补充，使行者更明白易懂，同时加上说明，使礼忏时更如法。大师在正忏十科之前，补上缘起第一，按文开章以定铨次第二，别明礼请洒散二法第三，略明能请及所求离过第四，总示事理观慧所依第五。第六为《补助正修十科事议》，明白地叙写严净道场、清净三业、香华供养、召请诵咒、赞叹述意、称三宝及散洒、礼敬三宝、修行五悔、明旋绕自归＼明唱诵《金光明典》的方法，全书比其他同类忏本，有更详细明了的特色。

　　2．《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三昧仪》[19]，此忏亦为大师再治之本，在《叙缘起第一》中，将作本书之原因明白启示；《明正意第二》一章，则将修忏注意事项加以详细说明，然后分述：第一庄严道场，第二作礼法，第三烧香散华，第四系念数息，第五’召请，第六具杨枝净水，第七诵三咒，第八披陈忏悔，第九礼拜，第十诵经。书末尚有《劝修第三》章，详列修忏持咒种种功德利益，劝修本忏。

　　3．《炽盛光道场念诵仪》[20]，本忏为大师依据唐代不空三藏译的《炽盛光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》所撰的忏法。全书详分坛场供养、示方法、拣众清净、咒法、三业供养、释疑、诫劝檀越等七门。修此忏，能却除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等妖邪星宿之灾患。

　　4．《往生净土决疑行愿二门》[21]，此书为慈云大师为在家居士所撰，详述决疑、行愿二门，决疑门分疑师、疑法、疑自三科，主张扫尽一切疑虑，确实树立正信，劝大众老老实实念佛。且依天台教理，强调念佛即是佛乘圆教，具一念三千的性相，收尽刹那十方净秽，一切圆成。将念佛提高到了义中之第一了义，并极力普劝大众信受奉行；行愿门，分礼忏、十念、系缘、众福等四门。即主张时时不离十念，时时礼佛忏悔业障。其礼忏门之仪式，简而易行，但亦具礼敬三宝、香供养、赞愿、礼佛法僧三宝、忏悔、旋绕自归、诵经诸科。众福门，则依《普贤观经》当修行五事：一者正心不谤三宝、不障出家、不为梵行人作恶留难。二者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。三者正法治国、不邪枉人民。四者于六斋日，敕诸境内力所及处，令行不杀。五者当深信因果，信一实道，知佛不灭。若出家人修，则具依《观经》三福为行。幽溪大师暮年，就是奉此行愿为日课的。

　　5．《往生净土忏愿仪》[22]，此为慈云大师依《无量寿经》、《阿弥陀经》等大乘经典所集，时在大中祥符八年（1015）。忏本中说明此忏“比前所集忏仪，详略更为妥当，后可照此传行。”

　　忏分十科，即：第一严净道场，第二明方便法，第三明正修意，第四烧香散华，第五礼请法，第六赞叹法，第七礼佛法，第八忏愿法，第九旋绕诵经法，第十坐禅法。

　　慈云大师尚有忏仪多种，择要说数种止此。

　　五、元以后天台诸师对忏法的贡献

　　元代以降，天台宗诸大师所作忏法，其主要者，已于本论概述中提及，今再简略补述如下：

　　幽溪传灯（1554—1627）大师，于明万历十五年（1587），卜居天台山高明寺，承百松真觉大师之风，尽力以复兴天台教观为职责。大师一生着作，据《幽溪别志·着述考》载，计有27种之多。登狮子座，开诸经讲席凡70期。又曾于万历四十年夏，于高明寺建楞严坛，自此忏法重兴。

　　大师尝着《楞严海印三昧仪》四卷，《七日持名三昧仪》一卷，《菩萨戒三昧仪》一卷等。大师讲暇，则领众修三昧，常行《法华忏》、《大悲忏》、《楞严海印三昧》、《持名三昧》、《菩萨戒三昧》等忏法，七旬之外，仍六时行《小弥陀忏》为课，为事理兼修、显密双运之实行者。

　　智旭（1599—1655）大师，字澫益，自崇祯三年（1630）于佛前拈得天台阄后，以专心研习和弘扬天台教观为职责，在忏仪方面除上面已介绍过的《占察善恶业报经行法》、《赞礼地藏菩萨忏愿仪》之外，值得一提的是《梵网经忏悔行法》[24]本书是大师依《梵网经》所作的忏法，简称《梵网忏法》。忏分十门：第一严道场，第二净三业，第三香华供养，第四赞礼归依，第五陈罪悔除，第六立誓诵戒，第七苦到礼佛，第八重修愿行，第九旋绕自归，第十坐念实相。本书以天台宗之旨，除主要依据《梵网经》之外，还多处引用《大宝积经》之《胜鬘夫人会》及《弥勒所问会》之文意，是受菩萨戒者为护戒根清净必修之法。

　　清代天台诸师，于讲授之外，亦常修忏以为助行。至清末之谛闲（1858二1932）大师，除领众修忏之外，还多次讲《水忏》于上海、海门（今浙江椒江）等地，讲《梁皇忏》于宁波观宗寺、上海净土庵等处。1924年，大师在观宗寺讲《梁皇忏》时，由方志梵居土等笔录成文，经宝静法师编辑，遂成《皇忏随闻录》巨帙讲义流通于世；次年秋，大师在观宗寺密藏室，亲笔撰述《水忏申义疏》，始从七月二十一日，至八月初二日写毕，“由是俾礼诵者即妄念而返真念，荡三细于乌有，即事忏而达理忏，洗六根而清净，莫不从师之《申义疏》而受益，以至超凡人圣，转迷归悟也。”[25]古人有三不朽，则惟大师堪当，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三者兼而有之，故被尊为近代中兴天台教观之宗师。

　　根慧（1881—1951）老法师，少年出家于普陀山伴山庵，礼崇法法师为徒，受具于普济寺，为继谛闲大师之天台宗巨匠。1932年，曾于慈溪普济寺掩关，专修《法华三昧法》，虔诚礼忏，感应道交，蒙佛放光，照其顶门。继缘太虚大师，敦促其至宁波延庆寺会讲《法华》，并建立“法华忏坛”于寺内起信阁。二年后，修法华三昧于慈溪妙音精舍，历八载之久，定慧开发，得无碍辩才。是时深解《法华三昧忏法》，为佛教慧命之渊源，天台诸祖门风之建立，皆由此出生之理。认为修法华三昧忏，内赖一已自心之痛悔，外仗三宝净法之加被，是以上根行者，即能证得慧根清净，觉心内发，智慧分明通达十二部经；中根行者，能证定根清净，智慧微妙，出生种种三昧；下根行者，亦可获戒根清净，见光见华，道心涌发。因此说《法华三昧忏法》能三根普被，四众统摄。1945年应请，法师重主观宗，在整修大殿、重装佛像、建造多宝佛塔庄严祖庭的同时，又举“法华三昧戒”，建立永久法华三昧道场，恢复禅堂坐香旧制，逐日领众礼忏修观，年终必启建“法华三昧七”二十一天，“十六观弥陀七”七七天以为常规。一生苦心孤诣，修法华三昧三十余载，以禅净双修而教观并运，为现代天台名德。其弟子本空法师，亦常随老法师于观宗寺及慈溪妙音精舍习禅、修法华三珠。老法师在妙音精舍开示法语及在观宗寺讲《法华经》时补充发挥之语，皆由本空法师记录，后以《谷青》、《经筵拾零》两本集子出皈。本空法师，亦为现代天台宗中少有的比丘尼大德。

　　六、认识修忏意义为证圆顿止观而努力

　　修忏之意义，上文已略有谈及。修忏时如法运想，不乖行仪，当具足十法，“以理观导于事仪，则一礼一旋罪消尘劫，一灯一水福等虚空”，故口说六根罪时，心存作法、取相、无生三种忏法，如是其罪可消，观法堪进。如只口唱诵而心不在焉，罪何能消。故修忏者欲陂障显理，明心见性者，必须苦到忏悔而复本心源，究竟清净。

　　而修忏悔之法，当依《摩诃止观》中“若欲阡悔二世罪障，行四种三昧者，当识顺流十心，明知过失；当运逆流十心，以为对治。此二十心，通为诸忏之本。”[26]法智大师于《修忏要旨》中，亦说：“所谓逆顺十心，通于迷悟两派，故迷真造恶，则有十心逆涅槃流，顺生死海。始从无始无明起爱起见，终至作一阐提拨因拨果，所以沉沦生死，无解脱期，今遇三宝胜缘，能生一念正信，先人后已，改往修来，故起十心逆生死流，顺涅槃道，始则深信因果不妄，终则圆悟心性本寂，一一翻破上之十心。不明前之十心，则不识造罪之相，若非后之十心，则不知修忏之法。”[27]

　　上来已知顺逆十心是修忏之本，下当明白何谓顺逆十心。

　　先明顺流十心，顺流十心即是说众生由此十心，随顺烦恼流转生死之十种事：

　　1、无始来今，由爱见故——无明昏暗，渚众生从无始来，暗识昏迷，无所明了，广造渚业；

　　2、内计我人，外加恶友——谓众生内具烦恼，外值恶友，扇动邪法，更惑我心，不修善业；

　　3、不随喜他，一毫之善——说明诸众生既具内外恶缘，即内灭善心，外灭善事，再对他人所行善事，亦无随喜之心；

　　4、唯遍三业，广作众罪——诸众生恣纵身、口、意三业，无恶不作；

　　5、事虽不广，恶心遍布——说明众生之起恶心遍布一切处所，常欲恼害于人；

　　6、昼夜相续，无有间断——众生所起的恶心，是昼夜相续不断的；

　　7、覆讳过失，不欲人知——谓众生有了过失之后，不自发露此恶行，无悔改之心；

　　8、不畏恶道——说众生不明因果，不知戒律，无恶不为，如此之人当堕恶道而不惧怕；

　　9、无惭无愧——诸众生造了恶业之后，还不知惭愧；

　　10、拨无因果一说诸众生邪见严重，拨无一切善恶因缘果报。

　　逆流十心，是说修行者有此十种心，则可翻转除去由顺流十心所造之恶法，即：

　　1、深信因果——深信因果，破除拨无因果之心；

　　2、生重惭愧——破无惭愧之心；

　　3、生大怖畏——破不畏恶道之心；

　　4、发露忏悔——破覆讳过失之心；

　　5、断相续心——破恶念相续之心；

　　6、发菩提心——破遍布之恶心；

　　7、断恶修善——修功补过，破三业造罪之心；

　　8、守护正法——破善不随喜之心；

　　9、念十方佛——破随顺恶友之心；

　　10、观罪性空——破无明昏暗之心。

　　总之法华三昧及其他所有三昧忏法之意，全在用逆流十心，以翻破顺流十心，修忏者则必须苦到恳切，甚至不惜身命力行。否则，悠悠泛泛，而欲求其感应道交，亦是不可能的。

　　修忏能忏悔业障，使戒根清净，以利于三昧的修习；而修忏本身又是修三昧的行法，不过与现今的经忏佛事中的拜忏相比，则非可同日而语。因佛事之忏只重仪式，忽略了末尾最重要的一项——坐禅实相正观法，同时于前各项仪式之中，只重形式，很少兼具观行。如此，就有失祖师制忏之本意，虽是行忏，亦难以收到礼忏的应有效果。故天台学人欲以忏法进修三昧，必应熟知法智大师的《修忏要旨》，即本《摩诃止观》中智者大师所述修圆顿止观之事仪理观去行，日久当得大成就。

　　《忏法与圆顿止观》略述止此，愿阅此文者同发大心，早证菩提！

　　（作者林克智：1939年生，菩萨戒优婆塞，临海市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，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、研究员。）

　　注释：

　　[1]见《大正藏》卷40，唐道宣撰《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》。1：'492

　　[2]见《大正藏》卷46，p1。

　　[3]见《大正藏》卷39，1：'46。

　　[4]见《大正藏》卷52，

　　[5]见《中国佛教》第二册，中国佛协编，知识出版社1982．9出版，p391。

　　[6]见《大正藏》卷46，p132a。

　　[7]见《大正藏》卷49，p258c。

　　[8]见《大正藏》卷46，p949。

　　[9]见《大正藏》卷46，p943。